文革岁月，这平凡的四个字早已变得模糊和遥远，留在记忆中的往事也变得不是那么充满恐惧和创伤。但很多家事仍是感人至深，让人没齿难忘。
• 红双喜牌卷烟
1968年父亲母亲都在各自工作单位学习班（“牛棚”）被批判或被审查。一天母亲请假带着我去看望父亲并送一些衣物等日用品。
下了公共汽车，走进空空的大院里，便被高音喇叭里的广播的吓了一大跳：那都是些打倒“走资派、叛徒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各式各样的口号，其中就有父亲的名字。（当年高音喇叭的刺耳的声嘶力竭的声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时到今日，我仍然难以承受高音喇叭带来的喧闹。）
当时母亲并没有和我说什么，她认为我听不懂那些口号。她大概没有想到，那些口号我不但懂得，而且令我害怕，因为我上学的第一天，就看到一位姓陈的老师挂着牌子站在校门口,弯腰低头“请罪”。
这一天母亲还给父亲带去两个精致的桶装“红双喜牌”卷烟。那是当年稀有而且昂贵的香烟，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红黄相间的双喜图案非常显眼好看，比起普通的“大前门”和“大生产”的烟盒要显得更加高贵。父亲身处逆境，送些香烟多少也能安慰一下父亲。
时隔四十八年，直到昨天我才想明白：那是母亲为纪念结婚二十周年而为父亲买的烟！
可以想象当年父亲收到香烟的欣慰和感动。四十八年后今天，这份爱情、这份关怀仍然让人无不动情而潸然泪下。
• “牛棚”
总医院院部位于医院后院的一座二层楼建筑里。这是一个日式建筑，四周和门前有一片片的遮荫绿树。一进入大门，穿过收发室便是连着南北两个长廊的横向走廊。我能够隐约记得北侧走廊中间曾是母亲的办公室，但是南侧走廊给我留下的记忆只是走廊入口紧关着的门。日式办公室很特别，推开门后要上一级台阶才能走上地板，坐在办公桌前，自然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窗外的遮荫树使得室内总是有一点阴森森的感觉。
文革前，母亲任医院的护理部主任。文革开始后，母亲和很多同事被停职审查，被关在学习班（“牛棚”）。
记得一次曾和爷爷去给母亲送东西。那时爷爷已经七十多岁，我扶着爷爷来到院部，在收发室等了很久才等到母亲出来取东西。但是，那一天我并没有见到母亲,只记得是爷爷推开南侧走廊门，走进去给母亲送东西。当时我只能努力地想象母亲的处境：那条走廊的所有办公室都成了阴森森的审讯室，窗户上被钉满了铁条，母亲被严刑拷问。。。
那一天，我和爷爷都没有见到母亲。
当时爷爷并没有和我说什么。后来我也没有忍心去问母亲 ，那是一段痛苦的记忆。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走进院部那座房子，即使路过，也是把头转向另一边。
母亲作为建院早期的参加者，为医院的正规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并得到各级的嘉奖。因为家庭成份未定，文革时的造反派搞到一纸证明，称母亲曾经到农户家里收地租。那张证明本身就是荒谬至极的，那时候岂有姑娘来管家和收租的？ 一切申辩都是无用的。于是母亲便被送进“牛棚”审查，被打成地主阶级，然后先后被送进 “五七干校”和全家下乡接受“劳动改造”。
我相信,母亲在离开医院后，再也没有进过院部那座房子。那座房子不但是我心中噩梦的代表，也是母亲噩梦的实证。
• “抄家”
看到眼前这本斑驳的“三國演義”，自然联想到孩时倒背如流的段子：“姓劉名備，字玄德。生得身長七尺五寸，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记得那个时候家中只有上册，即从“宴桃園豪傑三結義”到“張永年反難楊修”。而且我从来就没有在家中找到下册。
对那个时期家的记忆，总是定格在一个昏暗的冬日。
一天，一辆卡车停在家门口，街道上立即围上一大堆人观望。不一会儿，几个人簇拥着一个穿浅蓝色棉大衣的人从车上下来并朝我家门口走去。我当时正在马路上和小朋友们玩，挤过来便一眼看到了缝在棉大衣后背上一块白布，布上用黑字写着名字。那是父亲！
从后边看去，父亲似乎还被挂上一个牌子。因为天气很冷，一行人很快进了家门。我和弟弟也跟着跑回了家，但被爷爷奶奶挡在了外屋。过了一阵儿，这群人便带着几箱子书，连同父亲，一起离开了家。父亲竟没有机会与我和弟弟说上一句话！
这就是我经历到的一次“抄家”行动。
“三國演義”下册也否是在那次抄家时被搜去，也无从可考。后来购得“三国演义”下册已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那个冬天，特别的冷，雪特别多。天似乎总是阴着。家中发生了那么多事情，竟没有一件能让我联想到晴朗的冬日。
• 走五七道路 – 家
1969年底父亲仍然被关在牛棚，母亲则被安排到乡下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哥哥姐姐作为知识青年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家里只有爷爷、奶奶、我和弟弟。
1970年初，尽管涉及父亲的案件被定为冤案，但结果却是父亲母亲被下放到抚顺县插队。所幸的是，父母亲从此结束了“牛棚干校”两地分居和家中老幼无人照顾的局面。一家六口又重聚了。
那是一个初春的早上，家门口来了一辆大卡车，大家把家里的东西装上车。把爷爷奶奶安排在驾驶室里坐下以后，父亲母亲我和弟弟便背靠着驾驶室坐在车上。一家人坐在高高的卡车上，拉着随时可能被大风吹掉下车的大小物件，令人心惊胆战。我背着一把藤椅坐在车上，时刻担心会连人带椅子被掀下车去。大约五十里的路，卡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柳条村。一家六口住进临时租借一间农屋。
夫妻团圆家人重聚，给父母亲带来很大的安慰。虽处逆境，但也庆幸从此离开了是非之地。
时值初春，村中河面的厚厚的冰开始渐渐溶化。走在冰面上，厚厚的冰被破碎成有着菱形截面的细细“丝冰”。拾起“丝冰”，对着阳光看去，晶莹剔透。放入口中，则隐隐约约有一丝甜味。那是一个艳阳天。整个村子被白雪覆盖着，家家烟囱里冒着缕缕白烟，显得一片宁静。
夏天很快就到了，一家六口人在村边的一个小沙石坡上平整出一块房基地。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些土坯，父亲买了些红砖和其他建筑材料，再雇了几个泥瓦匠，用了数周的时间建起了两间房。然后请人用高粱秸杆吊了棚，请木工做了对开的窗户。外屋起了两个灶，里屋架起了小煤炉。
我们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家。
在房前搭起了猪圈鸡窝，开垦出一小块房前菜地，加上村上分给我们的几分自留地，我们开始了庄稼人的生活。对于父母亲来说，经历近半生二十年的奋斗，他们的人生足迹又重新踏在原点上。
前途在何方？
• 走五七道路 – 路
有一段路，父亲、母亲、祖父、我和弟弟都走过。那时从村中央的水井到山坡上新家的路。那是每天去挑水的路。父亲体质弱，母亲因结核病，手术后只有四个肺叶，爷爷奶奶年过七十，我九岁和弟弟八岁，大家都在尽可能多承担挑水这一重任。
父亲经常出门不在家，奶奶只能扶墙行走不能出门,爷爷要挑水母亲不忍。于是，挑水就只能由母亲、我和弟弟来做。母亲肺活量小，只能挑两小半桶水，一路上要休息数次。我也只能挑两小半桶水，但因个头小，须将扁担的铁链左右缠一圈，才能勉强把两桶水挑起来。后来，父亲不在家时，多半是我们母子三人抬水。
我们没有求过别人为我们挑水。也不曾记得有任何人为我们挑水。
也是从这段路上，我们一家人开始了新的旅程，一个如同在隧道中的旅程，前方看不见任何光明。
一切听天由命。父亲被指派参加修建水库的技术顾问工作，并照顾乡里其他的土木工程项目。因此很少回家。母亲则被指派为“赤脚医生”，并协助村里接生婆工作。随叫随到。总之，父母亲的处境都是身不由己。
父母亲当时是心灰意冷到了极点。“早毕业、早下地干活”便是让我从小学二年级跳级到三年级的理由。弟弟入小学刚刚一个学期跳级自然不现实。与此同时，远在他乡插队哥哥姐姐也时时刻刻牵动的父母的心。
可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走五七道路下乡第一个冬天很快到来了。家里只能靠一些劣质煤取暖，记得父母小屋的墙上经常是结着一层厚厚的冰霜。而令父母感到寒战是随时可能被停发的工资。一旦被停发，一家人将面临绝境。
• “赤脚医生”
母亲一直小心地保存着一个黑皮包，那是一个助产士医用皮包。很少有人知道母亲曾是执业助产士。战乱时期，母亲曾靠助产接生维持生活。那时，接生一个孩子的报酬是二斤高粱米。
当母亲被指派担任“赤脚医生”时，母亲曾努力推辞，因为一旦出事则会被定为“阶级报复”。村里指派母亲为“赤脚医生”并协助村里接生婆工作,那接生婆是村上队长的妻子，尽管她经验丰富，但也竭力要求母亲协助她助产接生。接生时母亲则是本着“动口不动手”的原则。据母亲回忆，两年间，她共参与接生几十次。她亲自动手辅助接生只有一次。
那次好像是颏横位难产，处理不当母婴都很危险。接生婆慌张不知所措。母亲在一旁观察判断胎位和胎儿状态。恰巧接生婆短暂离开，便果断处置。出手迅速干净利落，待接生婆回来，胎儿开始顺利娩出。
化险为夷。母婴安全。
神不知鬼不觉。
母亲一生有很多传奇经历，唯此次接生例外。农村医疗条件极差，处置难产性命关天，稍有差错自身难保。更况彼时彼地的医患关系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可以解释成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当母亲绘声绘色地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时，她把彼时承受的巨大担心和恐惧隐匿下来。那时行医，须有神佑。母亲心地善良医术精湛，故能逢凶化吉妙手回春。
• 阶级斗争
到了“九·一三事件”后的1972年4月，开始议论落实干部政策，父亲被“解放”，并被调回局机关。母亲也回到总医院。11月底一家人重新回城，搬进了为返城干部修建的“插建楼”。当时母亲的冤案尚未被平反，一些造反派仍处领导地位。母亲精疲力尽、心灰意冷，又有严重的高血压冠心病，早已无意在医院工作。因为母亲有儿科医生资质，便要求到基层地段门诊部工作，并得到批准。从此，母亲得以远离一切喧嚣，静下心来抚慰自己数年磨难的创伤。母亲被彻底平反时，已经是七十年代末了。
在当年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作为无产阶级的天然对立面，每一次父母也是被革命的对象。早年间，曾翻看过父亲母亲写过的厚厚的“交代材料”：或称“洗澡”，或称“坦白”，但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写的“申述”。文革期间，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人身自由，他们的尊严也遭到剥夺和践踏。文化革命也是一场革命，任何非无产阶级都将是被摧毁和消灭的阶级，不论你是为国家工业生产还是医疗护理救死扶伤。高尚事业是不能容纳一个敌对阶级的人。任何豁免和姑息都是不允许的。
2016年
八十年代（前排左七）
六十年代（前排左五）
“五七道路”房
我经历过的文革岁月
雾里一农夫 (2026-09-10 02:52:08) 评论 (1)文革岁月，这平凡的四个字早已变得模糊和遥远，留在记忆中的往事也变得不是那么充满恐惧和创伤。但很多家事仍是感人至深，让人没齿难忘。
• 红双喜牌卷烟
1968年父亲母亲都在各自工作单位学习班（“牛棚”）被批判或被审查。一天母亲请假带着我去看望父亲并送一些衣物等日用品。
下了公共汽车，走进空空的大院里，便被高音喇叭里的广播的吓了一大跳：那都是些打倒“走资派、叛徒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各式各样的口号，其中就有父亲的名字。（当年高音喇叭的刺耳的声嘶力竭的声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时到今日，我仍然难以承受高音喇叭带来的喧闹。）
当时母亲并没有和我说什么，她认为我听不懂那些口号。她大概没有想到，那些口号我不但懂得，而且令我害怕，因为我上学的第一天，就看到一位姓陈的老师挂着牌子站在校门口,弯腰低头“请罪”。
这一天母亲还给父亲带去两个精致的桶装“红双喜牌”卷烟。那是当年稀有而且昂贵的香烟，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红黄相间的双喜图案非常显眼好看，比起普通的“大前门”和“大生产”的烟盒要显得更加高贵。父亲身处逆境，送些香烟多少也能安慰一下父亲。
时隔四十八年，直到昨天我才想明白：那是母亲为纪念结婚二十周年而为父亲买的烟！
可以想象当年父亲收到香烟的欣慰和感动。四十八年后今天，这份爱情、这份关怀仍然让人无不动情而潸然泪下。
• “牛棚”
总医院院部位于医院后院的一座二层楼建筑里。这是一个日式建筑，四周和门前有一片片的遮荫绿树。一进入大门，穿过收发室便是连着南北两个长廊的横向走廊。我能够隐约记得北侧走廊中间曾是母亲的办公室，但是南侧走廊给我留下的记忆只是走廊入口紧关着的门。日式办公室很特别，推开门后要上一级台阶才能走上地板，坐在办公桌前，自然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窗外的遮荫树使得室内总是有一点阴森森的感觉。
文革前，母亲任医院的护理部主任。文革开始后，母亲和很多同事被停职审查，被关在学习班（“牛棚”）。
记得一次曾和爷爷去给母亲送东西。那时爷爷已经七十多岁，我扶着爷爷来到院部，在收发室等了很久才等到母亲出来取东西。但是，那一天我并没有见到母亲,只记得是爷爷推开南侧走廊门，走进去给母亲送东西。当时我只能努力地想象母亲的处境：那条走廊的所有办公室都成了阴森森的审讯室，窗户上被钉满了铁条，母亲被严刑拷问。。。
那一天，我和爷爷都没有见到母亲。
当时爷爷并没有和我说什么。后来我也没有忍心去问母亲 ，那是一段痛苦的记忆。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走进院部那座房子，即使路过，也是把头转向另一边。
母亲作为建院早期的参加者，为医院的正规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并得到各级的嘉奖。因为家庭成份未定，文革时的造反派搞到一纸证明，称母亲曾经到农户家里收地租。那张证明本身就是荒谬至极的，那时候岂有姑娘来管家和收租的？ 一切申辩都是无用的。于是母亲便被送进“牛棚”审查，被打成地主阶级，然后先后被送进 “五七干校”和全家下乡接受“劳动改造”。
我相信,母亲在离开医院后，再也没有进过院部那座房子。那座房子不但是我心中噩梦的代表，也是母亲噩梦的实证。
• “抄家”
看到眼前这本斑驳的“三國演義”，自然联想到孩时倒背如流的段子：“姓劉名備，字玄德。生得身長七尺五寸，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记得那个时候家中只有上册，即从“宴桃園豪傑三結義”到“張永年反難楊修”。而且我从来就没有在家中找到下册。
对那个时期家的记忆，总是定格在一个昏暗的冬日。
一天，一辆卡车停在家门口，街道上立即围上一大堆人观望。不一会儿，几个人簇拥着一个穿浅蓝色棉大衣的人从车上下来并朝我家门口走去。我当时正在马路上和小朋友们玩，挤过来便一眼看到了缝在棉大衣后背上一块白布，布上用黑字写着名字。那是父亲！
从后边看去，父亲似乎还被挂上一个牌子。因为天气很冷，一行人很快进了家门。我和弟弟也跟着跑回了家，但被爷爷奶奶挡在了外屋。过了一阵儿，这群人便带着几箱子书，连同父亲，一起离开了家。父亲竟没有机会与我和弟弟说上一句话！
这就是我经历到的一次“抄家”行动。
“三國演義”下册也否是在那次抄家时被搜去，也无从可考。后来购得“三国演义”下册已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那个冬天，特别的冷，雪特别多。天似乎总是阴着。家中发生了那么多事情，竟没有一件能让我联想到晴朗的冬日。
• 走五七道路 – 家
1969年底父亲仍然被关在牛棚，母亲则被安排到乡下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哥哥姐姐作为知识青年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家里只有爷爷、奶奶、我和弟弟。
1970年初，尽管涉及父亲的案件被定为冤案，但结果却是父亲母亲被下放到抚顺县插队。所幸的是，父母亲从此结束了“牛棚干校”两地分居和家中老幼无人照顾的局面。一家六口又重聚了。
那是一个初春的早上，家门口来了一辆大卡车，大家把家里的东西装上车。把爷爷奶奶安排在驾驶室里坐下以后，父亲母亲我和弟弟便背靠着驾驶室坐在车上。一家人坐在高高的卡车上，拉着随时可能被大风吹掉下车的大小物件，令人心惊胆战。我背着一把藤椅坐在车上，时刻担心会连人带椅子被掀下车去。大约五十里的路，卡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柳条村。一家六口住进临时租借一间农屋。
夫妻团圆家人重聚，给父母亲带来很大的安慰。虽处逆境，但也庆幸从此离开了是非之地。
时值初春，村中河面的厚厚的冰开始渐渐溶化。走在冰面上，厚厚的冰被破碎成有着菱形截面的细细“丝冰”。拾起“丝冰”，对着阳光看去，晶莹剔透。放入口中，则隐隐约约有一丝甜味。那是一个艳阳天。整个村子被白雪覆盖着，家家烟囱里冒着缕缕白烟，显得一片宁静。
夏天很快就到了，一家六口人在村边的一个小沙石坡上平整出一块房基地。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些土坯，父亲买了些红砖和其他建筑材料，再雇了几个泥瓦匠，用了数周的时间建起了两间房。然后请人用高粱秸杆吊了棚，请木工做了对开的窗户。外屋起了两个灶，里屋架起了小煤炉。
我们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家。
在房前搭起了猪圈鸡窝，开垦出一小块房前菜地，加上村上分给我们的几分自留地，我们开始了庄稼人的生活。对于父母亲来说，经历近半生二十年的奋斗，他们的人生足迹又重新踏在原点上。
前途在何方？
• 走五七道路 – 路
有一段路，父亲、母亲、祖父、我和弟弟都走过。那时从村中央的水井到山坡上新家的路。那是每天去挑水的路。父亲体质弱，母亲因结核病，手术后只有四个肺叶，爷爷奶奶年过七十，我九岁和弟弟八岁，大家都在尽可能多承担挑水这一重任。
父亲经常出门不在家，奶奶只能扶墙行走不能出门,爷爷要挑水母亲不忍。于是，挑水就只能由母亲、我和弟弟来做。母亲肺活量小，只能挑两小半桶水，一路上要休息数次。我也只能挑两小半桶水，但因个头小，须将扁担的铁链左右缠一圈，才能勉强把两桶水挑起来。后来，父亲不在家时，多半是我们母子三人抬水。
我们没有求过别人为我们挑水。也不曾记得有任何人为我们挑水。
也是从这段路上，我们一家人开始了新的旅程，一个如同在隧道中的旅程，前方看不见任何光明。
一切听天由命。父亲被指派参加修建水库的技术顾问工作，并照顾乡里其他的土木工程项目。因此很少回家。母亲则被指派为“赤脚医生”，并协助村里接生婆工作。随叫随到。总之，父母亲的处境都是身不由己。
父母亲当时是心灰意冷到了极点。“早毕业、早下地干活”便是让我从小学二年级跳级到三年级的理由。弟弟入小学刚刚一个学期跳级自然不现实。与此同时，远在他乡插队哥哥姐姐也时时刻刻牵动的父母的心。
可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走五七道路下乡第一个冬天很快到来了。家里只能靠一些劣质煤取暖，记得父母小屋的墙上经常是结着一层厚厚的冰霜。而令父母感到寒战是随时可能被停发的工资。一旦被停发，一家人将面临绝境。
• “赤脚医生”
母亲一直小心地保存着一个黑皮包，那是一个助产士医用皮包。很少有人知道母亲曾是执业助产士。战乱时期，母亲曾靠助产接生维持生活。那时，接生一个孩子的报酬是二斤高粱米。
当母亲被指派担任“赤脚医生”时，母亲曾努力推辞，因为一旦出事则会被定为“阶级报复”。村里指派母亲为“赤脚医生”并协助村里接生婆工作,那接生婆是村上队长的妻子，尽管她经验丰富，但也竭力要求母亲协助她助产接生。接生时母亲则是本着“动口不动手”的原则。据母亲回忆，两年间，她共参与接生几十次。她亲自动手辅助接生只有一次。
那次好像是颏横位难产，处理不当母婴都很危险。接生婆慌张不知所措。母亲在一旁观察判断胎位和胎儿状态。恰巧接生婆短暂离开，便果断处置。出手迅速干净利落，待接生婆回来，胎儿开始顺利娩出。
化险为夷。母婴安全。
神不知鬼不觉。
母亲一生有很多传奇经历，唯此次接生例外。农村医疗条件极差，处置难产性命关天，稍有差错自身难保。更况彼时彼地的医患关系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可以解释成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当母亲绘声绘色地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时，她把彼时承受的巨大担心和恐惧隐匿下来。那时行医，须有神佑。母亲心地善良医术精湛，故能逢凶化吉妙手回春。
• 阶级斗争
到了“九·一三事件”后的1972年4月，开始议论落实干部政策，父亲被“解放”，并被调回局机关。母亲也回到总医院。11月底一家人重新回城，搬进了为返城干部修建的“插建楼”。当时母亲的冤案尚未被平反，一些造反派仍处领导地位。母亲精疲力尽、心灰意冷，又有严重的高血压冠心病，早已无意在医院工作。因为母亲有儿科医生资质，便要求到基层地段门诊部工作，并得到批准。从此，母亲得以远离一切喧嚣，静下心来抚慰自己数年磨难的创伤。母亲被彻底平反时，已经是七十年代末了。
在当年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作为无产阶级的天然对立面，每一次父母也是被革命的对象。早年间，曾翻看过父亲母亲写过的厚厚的“交代材料”：或称“洗澡”，或称“坦白”，但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写的“申述”。文革期间，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人身自由，他们的尊严也遭到剥夺和践踏。文化革命也是一场革命，任何非无产阶级都将是被摧毁和消灭的阶级，不论你是为国家工业生产还是医疗护理救死扶伤。高尚事业是不能容纳一个敌对阶级的人。任何豁免和姑息都是不允许的。
2016年
八十年代（前排左七）
六十年代（前排左五）
“五七道路”房